在遭遇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后，全球經濟如何走出疫情的泥潭，重新啟動全球化？在3月20日至22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上，與會代表紛紛呼吁中美攜手合作，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杰佛里·岡本指出，有跡象顯示，2021年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將比該機構1月預測的5.5%更加強勁，這主要得益于額外的財政刺激措施，特別是美國的，以及疫苗接種范圍的擴大。

    “到明年初的時候，對于美國經濟，在就業率和經濟增速方面，你不會看到任何疫情發生過的跡象，整個經濟幾乎完全復蘇。”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杰森·福爾曼指出，經合組織（OECD）做出了更加樂觀的預測：在2021年年底，美國的整體產出會超過疫情之前的水平。

    OECD在3月9日的經濟展望中期報告中預測，得益于計劃中的大規模刺激計劃以及疫苗接種的大規模展開，美國經濟今明兩年將分別增長6.5%和4.0%，比2020年12月時的預測分別上調了3.3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

    “在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之下，這（OECD的預測）是完全有可能的。”福爾曼認為，美國可以負擔得起5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政策，“我認為這是很容易負擔的，第一年投入會少一點，后面會逐步加大”。

    盡管美國出現強勁的復蘇態勢，但岡本警告，全球經濟復蘇是不完整和不平等的。“盡管2020年下半年復蘇強于預期，但大多數國家的GDP仍大大低于大流行前的趨勢。各個國家以及各個產業的復蘇路徑也不同。”

    岡本指出，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復蘇，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恢復到大流行之前的增長水平，但在中國以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存在差距擴大的跡象，令人擔憂。

    “我們預計，不包括中國在內，在2020年至2022年間，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累計人均收入將比沒有疫情的情況下低22%。”岡本說，“這意味著，自疫情開始以來，全球約有9000萬人低于極度貧窮線。”

    在全球經濟復蘇并不均衡的背景下，中美兩國嘉賓都在呼吁兩國加強合作。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表示，今天的中美關系不僅關乎兩國利益，更關乎世界。“21世紀的世界已經改換了場景，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數字安全以及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治理等等，都是需要全球合作共同面對的風險和挑戰。”

    “中美關系可能是世界上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在今后的十年中它會是最重要問題。”哈佛大學榮譽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認為，如果中美關系出現差錯的話，很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種后果可能會超過宏觀經濟政策管理的問題、氣候變化或是疫情應對不利所帶來的后果，也可能超過任何其他外交關系所帶來的后果。

    全球經濟復蘇存在不確定性
    岡本強調，全球經濟復蘇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一方面，疫情還將持續多久仍不確定，且可能出現病毒變種；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獲得疫苗的機會仍非常不均衡。

    除此之外，岡本指出，各國政策行動的有效性也存在不確定性，且許多國家面臨有限的財政空間和更高的債務水平，恐無法通過提高支出來緩解經濟沖擊。

    岡本說，對于公共債務和民間負債較高的國家，金融環境趨緊可能加劇其脆弱性。“隨著一些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的改善，我們發現債券收益率近期有所上升。”

    岡本還表示，從過去的經歷來看，在經濟衰退開始后的五年內，發達國家產出較危機前趨勢水準下降近5%，在那些無法祭出強有力宏觀經濟應對舉措的國家，或者那些大型服務業受疫情影響更嚴重的國家，情況可能更糟糕。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指出，今年全球經濟緩慢的復蘇還是在各國政府和央行出臺大規模刺激政策后實現的，“鑒于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中美兩國十分有必要在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領域進行緊密合作，從而穩定全球金融市場，支持全球經濟發展”。

    “我們非常有必要在貨幣政策方面進行緊密合作。如果還有進一步的財政刺激政策，我們也應該合作。對于現在的全球經濟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現在政府債務比較高，通脹有可能會恢復，而且通脹恢復的速度和程度都比我們想的要高。”朱民說道。

    除此之外，朱民指出，中美還應該在支持全球貿易流動、穩定全球供應鏈、為低收入國家提供疫苗、改善全球治理體系方面開展合作。

    “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取決于兩個社會之間的理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會上指出，現代科技、全球化傳播和全球化經濟，要求兩個社會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進行合作。

    50年前，基辛格作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特使秘密訪華，開啟了中美關系的“破冰之旅”。對于當前兩國之間的僵局，基辛格說，從根本上說，中美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難免對一些事情有不同看法，但無論是世界上工業和科技大國之間的合作關系，還是中美之間的合作關系，積極的合作關系很重要。

    美國通脹很快要卷土重來？
    近期，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財政刺激計劃規模高達1.9萬億美元，引發了人們對通脹快速上升的擔憂。在年會上，各方就全球通脹的前景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王一鳴指出，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和需求的恢復性增長，疊加寬松的流動性，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一旦通脹預期得到確認，貨幣政策開啟逆向調整，有可能使潛在風險加速暴露。

    朱民也提到，要警惕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溢出風險。如果美聯儲為了應對通脹壓力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大規模流出，甚至引發資產價格大幅下挫和金融市場動蕩。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他對通脹前景并不感到擔憂。“我覺得，拜登政府所做的是正確的事情，他們對于風險的控制是非常合理的，所以現在你會看到通脹的風險其實是比較低的。”

    福爾曼也認為，雖然大規模刺激措施可能帶來一些通脹壓力，但預計美國的通脹率不會超過美聯儲錨定的2%的目標。

    對于通脹不會快速抬升的原因，斯蒂格利茨分析道，首先，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潛在產能是充分的，而且美國也具備調整的政策工具，包括加息和其他貨幣政策。再加上，與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現在隨時可以掌握到各種實時數據，“我們不需要等待事情真的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或者影響時才采取行動”。

    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奧古斯汀·卡斯滕斯也認為，無需過度擔憂通脹抬升。他指出，盡管人們對美國通脹的預期在升高，但是應該看到過去十年通脹一直處于很低的基數，遠低于央行的預期目標，而且現在美國勞動力市場參與度還較低，也沒有達到可以抬高通脹的關口。另外，刺激政策是不是會延續很長時間也是一個問題。

    卡斯滕斯也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觀點，認為央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框架及時遏制通脹暴漲的趨勢，以抗擊通脹壓力，實現更好的就業。但他也承認，現在有很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要被密切關注。

    “如果你要管理國家的宏觀金融政策，那么你必須要確定，你在什么時間點要做什么樣的事、風險是什么樣的。”他強調，對于通脹風險的控制不應以犧牲增長為代價，“所以我覺得這個風險是值得去冒的，我也相信各個央行是可以控制的”。